七天的春节假期，既短暂又漫长。坐在电脑前，仿佛不曾稍歇，是为短暂；而高速路上的疾驰，灶台前的忙碌，和心路的百转千回，似乎又如此漫长。

今年是第二次回公婆家过年，东北海滨小城，地方特色和传统习俗浓厚，如窗外化不开的烟雾。

年三十那天，刚过五点，七大碟八大盘已经上桌了。鱼是必不可少的吉利菜，海虾比我的手掌还长，又烂又面的是土豆炖豆角，还有若干猪身上不同部位做成的肉菜以及青菜和汤。席间，觥稠交错，你祝我敬，甚是热闹。吃完收拾停当，不过七点。我暗想，这么早吃完不会饿吗，旁边的嫂嫂告诉我，12点，要煮饺子吃，明天早上得吃面条，还有元宵。对了，鞭炮要在吃饺子前放，放完刚好吃饺子，而且都不能过12点。12点时全家要在一起守岁。按老理，大年初一早上晚辈要给长辈请安。媳妇是必须在公婆家过年和初一的，初二时才能和姑爷出门回娘家。

我应着，心里却犯嘀咕，怎么和小时候过的年这么不同呢。

记忆中，在南方那个偏远幽静的小山村，最早嗅到过年的气息，是家家户户都忙着打年糕时。打年糕前，需把糯米浸泡几天，全泡开了，连米带水扛到碾米厂。放学回来，大老远就能闻到新鲜年糕热乎乎香喷喷的气味。我们总是把书包往屁股上一甩，迈开大步，冲到年糕机前，不管是谁家的，先讨一大段白嫩软糯的年糕塞到嘴里，边嚼边晃荡回了家。年糕打完了一般要放到空水缸里屯着，除夕当晚切上几块在饭锅里蒸，端上桌，既可蘸白糖，又可就咸菜，喷香。可是现在的年糕，不管是高档的上海江浙餐馆炒的，或是超市售卖的，都没那个味了。

粽子是另一个必备的食品。真是奇怪，举国上下都在端午节食用的这个玩意，为什么我们那一带是在过年时候吃呢（端午节我们好像是吃汤圆）。那时候的粽子很简单，无非是白粽，红豆粽和大枣粽。这东西，包起来麻烦，煮起来费时费事。但煮成之后的清香和欢乐却是满满的。

年糕和粽子都可以存放，所以提前个把月就可以准备了。鱼和猪肉这样的东西却是怕放的，得再晚几天才能弄。

年前约一个礼拜，会有专人组织去附近的水库买鱼，拿回来给大伙分。我们那里不临海，无非是买些鲤鱼、白鲢之类的淡水鱼。买回来后，养到大塑料盘里，也可以活上几天。哪条若是撑不到过年，就先被斩了祭奠五脏庙。

再过两天，该磨刀霍霍向猪鸡了（南方人很少吃牛羊肉）。这些活物基本都是自养的，如果自己家没养，像我们家那会儿，大舅舅给一条猪腿，小舅舅再给块大肉，基本就够了。但有样东西却是分不得的，猪头。除夕晚上每家都得有个完整的猪头，我已忘了上桌时是否已将其肢解烹饪。反正临春节前，每户门口都挂着硕大的猪脑袋。这既笨又蠢被人用来吵架时攻击对方的家伙，能讨个吉利吧。

除了上面说的这些大件，小孩子们更惦记的是平常不多吃的瓜果花生。为了过年，大人一般会买好几袋瓜子，五香味的，先备着；花生多半是自家种自己炒的。但大人怕小孩子贪嘴多吃，所以一开始还得藏着掖着看着。等除夕晚上吃完了饭开始打牌看电视聊天的时候，才肯让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。

不过这时候，男孩子们通常是早就跑到操场去放炮仗了的，有大炮和小鞭炮。大的类似现在说的二踢脚，但小孩子是不让放的，危险。放不着的就只好扯着嗓子喊“噔怦磅，鸡鸡剩个把”。这几个字，用方言念起来，很押韵生动且形象。一来告诫大家要小心，二来用诨的图个乐吧。现在的烟火、鞭炮倒是多种多样、百花齐放了，但多的是恬噪，少的是单纯的乐趣。

瓜子磕完了，鞭炮放没了，就该是发压岁钱的黄金时间了。一开始爷爷给每人一块的，外公多点，两块，渐渐变成五块，十快，到最后演变成五十一百的时候，我们也长大了。钱是上交父母还是自己压枕头底下，已忘记了。只清晰地记得不管多大的票子，都崭新挺括，好像是专门托人换的。只为了这个新字，我们就能乐上半天。

拿了钱以后小孩就闪一边了，玩着玩着就累得睡着了，哪管什么倒数跨年的。

初一早上，我和姐姐弟弟最高兴的事情就是赖床，还可以在床上吃饭。爸妈把饭做好，在每人被头铺上枕巾，我们就可以甩开腮帮子吃了。吃完又钻回被窝。那时应该没什么悄悄话说，大概是和姐姐在被窝里互相挠痒痒，或者在背后写字猜谜？

睡足了玩腻了，就蹿到别人家玩。先喝一碗甜甜的米海茶，再揣几块糖果，又跑到另外一家。要是赶上饭点，就顺便吃了。反正不大的村子，不是叔就是伯的，吃了谁家都不会不自在。父母也不会担心孩子走丢了被拐了。

想起那一年，姐姐在北京上学，没回家过年。电话里和最疼她的外公说，外公，以后接你到北京来过年啊。后来，姐姐离开北京到上海，我则扎根在这里，还没来得及邀请外公，已再无机会了。

唠唠叨叨大半天，仿佛又回到老家过了一次年。眼前竟浮现出手机里那个村庄的画面，伴随着杨坤低沉沙哑却富有磁性的嗓音：

牛三斤

牛三斤

你的媳妇叫吕桂花

吕桂花让问一问

最近你还回来吗?